愛立信方面提起申請的理由是小米侵犯了愛立信的標準核心專利組合（SEP）。據悉，今年7月愛立信曾要求小米為這些專利支付費用，但小米并未給予答復。如今看來，小米和愛立信并未對專利費用達成一致。 根據法院的裁定，小米不能向印度進口任何新手機，也不能推廣或銷售這些產品。這意味著，在解決專利糾紛前，小米可能不能在印度銷售任何手機。背景可詳見鈦媒體報道《小米手機在印度遭遇全面禁售，國產手機邁不過的專利之痛》。 風口之后是風波，用來形容小米實在再貼切不過。更早之前的小米4手機、小米平板等乃至最近的小米空氣凈化器，會使大家傾向于認為，小米是一家慣于模仿缺少獨創的公司，而小米長期在營銷方面的過度用力也會給人留下負面印象，甚至小米的確存在事實上的專利侵權行為。

但是，在這起專利侵權訴訟背后，我們同樣還注意到了印度官方本身的“侵權”行為?；蛟S從某種角度而言，后者的影響和嚴重性遠遠大于前者。 從知識產權的國際貿易角度來看，世界貿易組織（WTO）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URUGUAY ROUND AGREEMENT: TRIPS，以下簡稱?TRIPS）中第3編（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第4款第51條的規定如下：

成員方應依照以下規定采納程序，使有確鑿根據懷疑仿冒商標商品或盜版商品的進口可能發生的權利人能夠以書面形式向主管的行政或司法當局提出由海關當局中止放行該貨物進入自由流通的申請。

同時，TRIPS 對“假冒商標”;（counterfeit trademark goods）和“偽冒商品”;（pirated copyright goods）做出了明確的定義，國際貿易之間發生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時，官方、行政部門以及法庭有權禁止出售、進口和廣告的對象并不包括“專利”產品。但此次小米和愛立信專利侵權訴訟官司中涉及到的是標準必要專利（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SEPs），兩家公司的訴訟爭議并不包含在上述規定之中，也就是說德里法院此次發出的禁制令實際上違背了世貿組織的原則。 而根據印度《專利法案》（THE PATENTS ACT, 1970）第18章第104條和《民事訴訟法典》（Civil Procedure Code 1908）相關條例的規定，只有地方法院才能裁定專利訴訟官司，而當被告提出上訴時，則高等法院獲得司法權，這意味著德里高等法院對小米發出單方面禁制令本身就違反了其國內法律體系關于專利侵權的規定。 在追求契約精神和法治社會的今天，面對這樣的情形，我們不僅會疑惑：“程序正義”被屢次破壞之后，正義本身還能得到維護嗎？結果會是正義的嗎？當一個國家的專利當局不遵守國際國內專利侵權相關規定，它真得正確而正當地保護專利權利嗎？ 或許，多年前發生在印度的專利訴訟官司會或多或少解答我們的這些疑問。 2012年，印度專利官方允許國內醫藥廠商 Natco Pharma 以一月劑量8800盧比的價格銷售原價280000盧比的“多吉美”的仿制藥，“多吉美”研發制造商拜耳公司，向印度知識產權上訴委員會（Intellectual Property Appellate Board，簡稱 IPAB）提起上訴，2013年，拜耳起訴遭到駁回，法庭維持了2012年由印度專利局頒給 Natco Pharma 的專利強制許可。 是為了扶持國內廠商而肆意打壓外國大公司？還是在違反國際和國內有關專利侵權規定的前提下維護專利？抑或在專利、商業背后還有著更多的因素？沒有充足的證據之前，一切都只是猜測和推斷而已。 我們并不了解印度官方在專利權方面究竟懷著怎樣的態度， 也無法推測這樣的專利保護和訴訟機制最終會導致怎樣的結果。 但是，如果專利保護及訴訟機制僅僅是一套沒有明確規則的游戲，如果“程序正義”可以被輕而易舉地取代忽略，那么，事實和證據本身真得能發揮作用嗎？“程序正義”出現了問題和漏洞，那“事實正義”又如何界定與確保？我們又豈不是面臨著從“法治”退步到“人治”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環境中去了嗎？ 或許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破壞和漠視“程序正義”的專利體制對專利各個利益方造成的傷害是最大的，因為無人知道在這樣的環境里專利所有人的權益是否能得到切實的維護，也沒有人能夠保證專利訴訟本身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