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說：“幸福由閑暇構成。”

然而叔本華說：“普通人的命運注定難得有無干擾的閑暇。”

2023年夏天，北京一家名叫“未讀”的出版企業上了熱搜，因為他們的員工將擁有更多閑暇——這年8月1日到12月31日，該公司試行每周工作四天半的新制度，并根據試行效果決定來年是否延續。

如今年關已過，“未讀”實驗的結論如何？

守護好每周四天半的工時制

效果可能很不錯。進入2024年，“未讀”的員工告訴虎嗅，他們將繼續享受每周休息兩天半的福利。

專心工作的“未讀”打工人。

但“未讀”創始人兼CEO韓志不覺得這是一項福利。“我更希望定義為‘激勵’，因為每周4.5天的工時制度是我們主動為之，而‘福利’更像是法律做出的要求。”這種激勵顯然讓公司的陳卓（化名）很受用，她是一名圖書編輯，每周工作四天半讓她頗感幸福。

在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縮短工時是否意味著工作節奏變緊張？陳卓認為自己沒有這樣的體會，更多的休息時間也讓她效率更高。“但我在編輯部門，其他部門會不會節奏變快，這個不能確定。”

縮短工時是否導致加班增多，或者薪水降低？陳卓也沒感覺到這一點，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年底，她被加薪了，幅度并不比往年低。她還注意到：“很多同事不會一到周五12點就真的下班，手頭有事的話還是愿意做完再走，比如下午3點下班。”

韓志介紹，最初試行新工作制，緣起去年六七月間在企業內部組織的一個創新大賽，包括讓員工提工作方式創新的建議。“有人覺得可以小范圍試行4.5天工作制，這讓我眼前一亮。而且此前國家也有過靈活設置工時的倡議，那就別小范圍了，索性在全公司都試行起來。”

縮短工時提高了員工的幸福質量。韓志提到，“摸魚”成為近些年的流行詞，“是年輕人的一種狀態，其實當事者也不愿意，但沒辦法，因為上班必須打卡。比起每周多半天的休息，摸魚還要擔心被老板發現，幸福質量并不高。”

他還發現，縮短工時后，公司員工的離職率下降了。“對于我們出版行業，更加穩定的團隊有利于企業發展。”

在過去的一年中，“未讀”各項指標的業績都大幅提升。“當然，如果把業績提升都歸因于新工作制也不科學，主因很可能還是公司在經營管理、產品質量等方面的優化，但至少說明，縮短工時并不必然導致業績下滑。”韓志說。

圖為“未讀”創始人兼CEO韓志。

他認為，每周休息兩天半，也提升了所有人的個人能力。因為任務還是那么多，無論員工、部門主管還是企業負責人，都要提高統籌規劃能力、管理能力。

能力提升不僅讓企業受益，也有利于員工的職業前途，甚至應用到生活中。“這也是為什么工作效率提高了，但不會感到更累，因為你能力變強了。”

陳卓還向虎嗅介紹：“盡管今年一季度繼續執行4.5天工作制，但二季度是否順延，依舊要看一季度的執行效果，而且將由各部門領導而不是公司老板決定。”

“只是對于我們來說，四天半真的太棒了，大家都盡量把工作做好，保住新制度可以一直執行下去。”她還笑道，“雖然這么說不太好，但看到其他企業員工沒我們幸福，有時心里也偷著樂。”

效率提高不等于縮減工時

無論韓志還是陳卓，都提到了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效率或許是縮減工時的前提。

我們為了閑暇而努力工作。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陳玉宇認為，可以把閑暇理解為一種商品。一般情況下，生產效率提高了，工資才會提高。有一部分人想少工作，愿意為此放棄更高的收入，相當于花這部分錢去購買了閑暇。“但也有一部分人認為，在家里看電視、打游戲是一種浪費，所以選擇多工作，花錢去購買別的商品。”

從長期看，生產效率提升有利于縮減工時，但在某些階段并不必然。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賴普清在一項研究中統計了英國工人的工時變化：“在1350年至1550年間，英國工人每周僅工作30小時左右。18世紀中期開始工業革命后，他們每周的工時從52小時左右急劇上升，到1800年至1850年之間，已經超過了65個小時。當時也是工資水平最低的時期，為了滿足最低的必需支出，英國工人不得不增加勞動時間，這個時期被稱為英國工人的‘悲慘時代’。”

盡管說不上悲慘，但當代中國打工人也面臨類似苦惱。我們的工資水平不斷提高，但CPI及必要性消費支出也在增長，僅靠法定工作時間獲得的工資性收入，難以應付必要的消費性支出。尤其是絕大多數低收入者，由于難以獲得經營性、資產性收入，需要“追求”加班來提高收入。

賴普清還向虎嗅解釋：“工資水平主要由勞動力市場供求決定。‘悲慘時代’的英國勞動效率雖然提高了，但農民、女工、童工大量涌進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自然壓低了。但說實話，企業和資本家也只能服從市場規律，如果提高工資，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力。企業和資本家都倒閉破產了，工人找工作會更難。”

工業革命時期，礦井里運煤的童工。

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很可能處于，或即將處于一個生產效率大幅提升的時代——正如工業革命的機器替代了大量體力勞動，今天的AI技術正在替代部分腦力勞動。

西方國家有大量調研結論認為，縮短工作制（例如每周工作4天或35小時），可以提高雇員工作效率，從而保證甚至提高企業營業額和利潤。但如果是硅基的AI幫助企業提高了工作效率，雇主還愿意縮短碳基雇員的工時嗎？

更重要的是，AI提升生產效率后，讓10個人每天干8小時才能完成的任務，有可能只需要8個人了。如果參考19世紀的英國歷史，不裁員甚至可能削弱企業的競爭力。

“用上AI了，技術提高了，雇員工時短一點，有可能，但不是企業的最優考量。”陳玉宇認為，除非解雇工人的成本太高，正常情況下，企業會選擇裁員。“就算不裁員，企業也會減少每個工人的工時，如果小時工資不提升，人們的收入是會降低的。”

但關于失業，中國學界保持著一種樂觀——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與AI革命最終可以創新商業模式、業務模式和產品服務方式。

但創造更多、更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并不容易。陳玉宇強調，未來要保持市場活力，創造條件讓企業家們敢于創新、善于創新，緩解短期內人工智能對于勞動力的替代。“這個過程對于一些人來說是痛苦的，而且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引起社會動蕩。”

賴普清還擔心新技術可能帶來的“馬太效應”。“我最近做的一項研究表明，由于知識和技能在今天越來越具有報酬遞增的特征，會導致高能力和高人力資本的人工作時間更長，收入也會高得多。無論在工作時間、工作強度，還是工作收入上，都呈現出‘馬太效應’。”

他建議：“要加強社會保障，使社會每個成員在困難時期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得到來自社會的關心和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各類培訓，包括由政府資助的就業培訓，提高勞動者的再就業能力。”

“未讀”經驗未必可復制

陳玉宇指出，也不必把新舊生產力的轉變過程想象得過于可怕。“AI來得太快，擔心我們的努力跟不上它的速度，不是毫無道理的。但回顧歷史，19世紀后期發明了拖拉機，而在美國或者其他很多地方，直到二戰以后，拖拉機在田地里提供的馬力數才真正超過牛馬等畜力。再看中國，我們至今沒有完全實現農業機械化。”

生產力提高以后，工資才可能提高，這是縮短工時的前提。陳玉宇說：“從個人角度講，我甚至希望AI技術發展得更快一點，盡快在實踐中能夠得到應用。”

韓志也認為現階段AI的能力有限。“未讀”縮減工時后，網上很多人認為AI是大功臣，但韓志說：“不能否認這是一個原因，但只是一個很小很小的原因，主要還是其他因素提高了工作效率。可能因為AI是當下很火的一個概念，所以公眾夸大了它的作用。”

事實上，過去一些國家縮減工時，當時也沒有遇到生產效率快速提升的契機。但對于政府，縮減工時有別的考量，比如增加就業。從1959年到1975年，奧地利每周工時從48小時減至40小時，年休假從3 周延長到4周，其國內就業機會因此增加了60%。而從1967年到1976年，法國工作周每減少半小時，就業機會就會增加5萬個。

打工人更關心的是，能否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復制“未讀”經驗。

陳玉宇向虎嗅說：“對于單個企業，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企業文化也好，各種老板的特殊想法也好，出現工時縮短而收入不下滑的情況，只能當作個例來看。”

韓志也認為，不是每個企業都可以復制“未讀”經驗，因為各行各業有自己的特性。“從事圖書出版，我們公司希望員工能夠很有創意，而靈感很可能是在泡溫泉或沙灘上曬太陽時獲得的。我們難以將工作和生活完全分割，適度的休閑不但不影響工作，還有利于做好工作。”

“未讀”經驗在當下難以在各行各業復制，但更令打工人傷心的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2021年2023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分別為47.8小時、47.9小時和49小時——即使包括合法加班，中國人也可能將要觸及合法工時的邊緣。

如果要找一個理由去說服老板和社會，20世紀上葉的福特或許可以幫助打工人。

這位美國汽車大王認為，縮短工時有利于社會繁榮：“正是因為休閑對于消費的巨大影響，才使縮短工作時間大有必要。一個絕對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消費大量商品的人，也正是生產商品的人，這也正是社會繁榮的秘密所在。”他還曾預言：“不這樣做的話，全國就消化不了各個工業部門生產的產品，國家的繁榮也難以持久。”

不久后的1929年，福特預言在美國出人意料地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