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上個世紀的青年文化現象，是創作優秀文化產品的富礦：

比如，美國有《在路上》、英國有《猜火車》、日本有《青春殘酷物語》、中國也有《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和《頑主》。

現在，俄羅斯也有了一部名叫《男孩的誓言》的劇集，它通過描繪上個世紀青年幫派的血腥故事，引起了泛蘇維埃文化圈的熱議，引發了獨聯體人民群眾的懷舊高潮，甚至有數據顯示，在俄羅斯，83%的人都聽說過這部劇。

在這部爆火俄劇里，你能親眼目睹紅色帝國的緩慢腐爛。

上個世紀80年代，蘇聯治安下行，青年黑幫開始在各個城市涌現，學校也成了斗毆的戰場。

面對沒幫派就會挨揍的狀況，加入幫派成了蘇維埃年輕人，尤其是男孩的一種生存智慧。

基于此，一個名叫Robert Garaev的男孩，加入了家附近一個名叫низы的幫派，他們和喀山其它150個青年幫派一起，用暴力攻擊它人，占領街區。

50年后，長大后Robert Garaev開始反思自己的荒唐青春以及俄羅斯何以至此的問題。于是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本名叫《男孩的誓言：韃靼斯坦犯罪1970-2010》的書。

這本書的內容，就是《男孩的誓言》劇集的故事核心。

《Boy's word. Criminal Tatarstan 1970-2010》，2021，Robert Garaev

小說里著重描繪的時代，是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但《男孩的誓言》劇集卻做了調整，把時間線調整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喀山市的一個冬天。

鏡頭下展現的蘇聯，不是威武的蘇聯紅軍，不是金碧輝煌的克林姆林宮，也不是優雅的歌劇，它用力表現粗野主義設計的社會保障租房、匱乏的商店貨架、混著泥的積雪以及起皮的壁紙，導演將這些元素組到一起，再配合偏灰的濾鏡，生成了一幅衰亡的景象，讓人看著就致郁。

劇中的一幕，一輛行駛在喀山市的拉達G8 VAZ-2108汽車。

遠處那種建筑就是粗野主義設計建筑，在中國也很常見，常被作為社會住房。

蘇聯75%的房屋都是它，它們由工業生產的混凝土板搭建而成，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毫無裝飾。

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安德烈，就是身處其中的一位年輕人。

安德烈是音樂學校的中學生，他跟母親和妹妹住在喀山市的一座“斯大林式公寓”里生活，夢想是成為音樂家，家里沒鋼琴，就自己手畫了個鋼琴鍵盤，天天跟家里苦練，一副好學生做派。

按照這個趨勢走，就算安德烈成不了音樂家，長大了以后估計也是從事音樂行業，在蘇聯解體后討個相關工作，平平淡淡地過完這一生。

但校園暴力的蔓延，讓他的人生偏離了既定軌跡。

正在拿紙鋼琴練習的安德烈

一座二層斯大林式公寓，它由煤渣磚制成，配有木質天花板，于戰后興建。

由于造價便宜、工藝簡單，是當時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戰力。

雖然老舊、粗糙，但俄羅斯房產界有：?Сталинка? – это качество! 的說法，即斯大林式住宅是質量的代表。

安德烈的中學時代，也就是劇中所展現的20世紀80年代，正是蘇聯犯罪率狂飆突進的時刻，出現了一大波以犯罪為生的人。數據顯示，在1960-1990年，蘇聯有3000萬人被判刑，其中1/3再犯罪，足以證明當時的混亂情況。

當犯罪浪潮影響社會，學校亦不能例外，切錢就成為了校園霸凌中最常見的罪行。

面對學校幫派的勒索，安德烈沒有尋找共青團執勤糾察隊的幫助，也沒有低頭服軟，而是選擇了加入另一個青年幫派，以暴制暴。

安德烈的選擇是一種無可奈何，因為在當時的蘇聯喀山，不加入幫派的孩子被稱為“чушпан-無幫派人”會被街頭青年幫派無情壓榨，而向公權力尋求保護也會招致更大的報復，這種絕望在當時青年幫派的警告中展露無疑：

“可以抓住我們一個人，但我們剩下的人會一直捕獵你。”

被切錢的安德烈

面對這種狀況，安德烈通過朋友馬拉特加入了家附近的青年幫派——百貨商店，從此脫離了“無幫派人”的身份，不會在校園被勒索和毆打了。

百貨商店由馬拉特的哥哥沃瓦·阿迪達斯建立。在他從阿富汗戰爭歸來后，他重新成為了幫派的領袖。

在日后，他帶領這個青年幫派與安德烈一起在暴力之路上越走越遠，從盜竊、大院群架，到攔路搶劫，再到尋仇殺人和經濟犯罪，他們用暴力和鮮血，書寫著俄羅斯黑幫崛起的序章，也演奏著蘇聯落幕的哀樂。

馬拉特和安德烈

馬拉特的哥哥沃瓦·阿迪達斯，胸前的勛章有：

2級士兵證章，士兵技能水平證章，分為M、1、2、3四級，以M級為最高

優秀陸軍獎章

二級軍事運動員證章

近衛軍證章，近衛軍部隊的識別證章

傘兵證章，傘兵資歷章，正面或反面標注跳傘次數

在街頭少年一步步成為黑幫之外，導演也通過描繪大人們的視角，來展現蘇聯末期的混亂與迷惘。

作為百貨商店幫派中唯一的成年人，剛從阿富汗撤軍歸來的一線優秀士兵沃瓦·阿迪達斯，或許比誰都更明白這個國家的內部問題和機遇。

于是，在他回歸生活后，便迅速完成了身份轉變。他拒絕了高干父親提供的工作機會以及繼續教育的道路，而是選擇攔路搶劫、收保護費、開地下錄像廳……做起了犯罪生意。

而對于這些孩子們的父母而言，蘇聯的崩潰早就在他們家庭內部發生了。

他們搞不清自己的好孩子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只能感受到：當舊的道德與生活方式不再被年輕一代接受，當生活變得愈發混亂，無論自己是高官還是老百姓，自己不過是大時代浪潮里的一葉浮萍，只能絕望地看著社會和家庭分崩離析。

《男孩的誓言》通過大量的蘇聯元素，展出紅色帝國社會晚期的廣闊生活全景，而其中青年幫派的犯罪細節并不是毫無來由的閑筆，而是大有深意的細節。

而這些細節，都是俄羅斯從過去延續到現在的殘酷記憶。

《男孩的誓言》劇中的角色、幫派乃至事件，都是在俄羅斯歷史中真實存在的。

其中很多人物的最終命運，大多死在了蘇聯解體后的混亂時期，死因多為仇殺、暗殺以及司法審判。

值得一提的是，《男孩的誓言》的原作者 Robert Garaev ，他在劇中對應的人物就是主人公安德烈。

“為了脫離幫派，我媽帶著我搬離了喀山，我上了大學，開始了另一種生活……在25歲的時候，我搬到了莫斯科，干過記者、DJ和導游，總之我遠離了‘街道和兄弟文化’。”Robert Garaev說。

Robert Garaev 所展現的這段青春，被后世視作俄羅斯黑幫崛起的標志性事件，它們的行為在俄羅斯犯罪學家眼里有個專有名詞——“Казанский феномен - 喀山現象”。

喀山，俄羅斯聯邦第六大城市，距離莫斯科797公里，位于伏爾加河和卡贊河交匯處，是韃靼斯坦自治共和國的首都。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喀山迎來了超工業化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俄羅斯人、韃靼人、楚瓦什人、烏克蘭人、猶太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參與建設，并形成了各個族群的街區和大院。每個院落的孩子都會抱團玩，于是他們便有了領地意識，打架也變得時常發生。

比如劇中的百貨商店幫派，被認為是喀山最著名的幫派“Tyap-Lyap”，他們是喀山Teplokontrol工廠附近長大的孩子，幫派名稱就是由工廠名字化變而來的。

Tyap-Lyap幫派成員

隨著沖突的升級，越來越多的幫派開始軍訓自己的隊員，具體做法就是練拳擊。

同時俄羅斯傳統拳擊習俗，也隨著移民影響，開始重新在城市青年群體中流行。這種團隊搏擊項目被稱為stenka na stenku，大概意思就是團隊拳擊，早在12世紀就是俄羅斯人的底層娛樂活動，是彰顯男子氣概的喇叭，彼得大帝甚至認為這種游戲能夠彰顯國民能力。

但在蘇聯時期的喀山，這種習俗卻增大了對抗的激烈程度，甭管是娛樂性質還是沖突性質，整個城市都成了戰區，所有孩子都打成了一鍋粥。

古代典籍中記錄的stenka na stenku

街頭上的孩子是黑幫最好的后備軍，尤其是趕上了國家衰退的時期，基層管控的失效，會使得這種轉變速度大大加快。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走進停滯時期。經濟萎靡，糧食產量下降以至于國家需要花費大量外匯購買糧食，同時由于生活必需品供給不足，社會秩序也開始受到影響，生產率節節下滑，曠工、酗酒成為了社會問題。

在一切衰退的背景下，對于經濟的監管也出現松動，為了將權力變現，蘇聯國企負責人開始跟街頭幫派合作，這種犯罪形式被稱作“地下車間主任”，影子經濟從此興起，那些負責中轉的幫派開始從街頭斗毆向有組織犯罪進化。

這種進化的內在邏輯是，蘇聯時期的經濟犯罪與現代的毒品犯罪一樣，需要在暗處處理大量物流與銷售工作，并且需要一套行之有效且安全的溝通機制，而這些必須建立在暴力之上，于是那些街頭上的年輕人，便自然而然地也就被視作了一種暴力資源。

如果說過去他們為“街區的榮耀”、為了廣場的娛樂空間而戰，那么從70年代開始，他們便為犯罪而戰。根據數據顯示，80年代，喀山12-18歲青年中，有1/3是幫派成員。

《男孩的誓言》劇中正在“軍訓”的百貨商店成員

金錢催生烈度更高的犯罪。

在這種劇變時刻，青年幫派的組織架構也變得愈發明確，有了有組織犯罪的雛形。

《男孩的誓言》展現了青年幫派的組織架構，他們以年齡進行分層：

第一級別，以13歲左右的孩子為主，他們屬于組織的預備隊，負責在組織實施犯罪行為時放哨。

第二級別，以14-19歲的學生為主，他們是團隊中的戰士，負責保衛院落，防止地方侵襲，同時負責收取第一級別成員的“會費”。

第三級別，20歲以上的成員，屬于組織中的領導者，尤其是當過兵的人，更是有權發動幫派戰爭、制定更大的犯罪計劃。

除了等級制度之外，當時的喀山青年黑幫還有嚴格的紀律性，比如禁止飲酒、吸毒、抽煙，同時愛國情懷也是要求

隨著喀山青年幫派犯罪變得愈發猖獗，他們的小打小鬧最終塑成犯罪巨浪。

1978年8月，Tyap-Lyap幫派為了爭奪街道控制權，向另一個大院的kontora發起攻擊。50多名手持鐵棍、匕首甚至槍械的Tyap-Lyap成員，在對方社區里不分青紅皂白地攻擊每一個人，造成數十人受傷、兩人死亡。

次年，司法機關起訴了這個多達百人的青年幫派，在調查中人們發現：當你看見一只蟑螂的時候，在暗處就有一窩蟑螂——喀山市遍布數百個這樣的青年幫派，喀山現象的說法也從出現。

但，喀山現象只是犯罪浪潮的原爆點，在別處、在未來，喀山的情況會在每座城市復刻。

正在接受審判的Tyap-Lyap幫派

喀山現象有多恐怖？

青年幫派控制著整座城市，如果男孩不是幫派成員，那么他就是待宰的羔羊；而對于女孩來說，這代表著強奸的風險。而Tyap-Lyap在襲擊完對方社區之后，甚至沒有人敢報警，因為他們都擔心遭致這些年輕人更猛烈的報復。

在一部敘述喀山現象的紀錄片里，一位女士回憶說：“時至今日，如果等紅燈時后面有人，我都會讓他先過再等一個燈，這就是那段恐怖時期給我留下的習慣。”

那么為什么政府沒有有效打擊呢？

在蘇聯時期，曾擔任韃靼斯坦刑事調查局副局長的Alexander Avvakumov解釋，當時蘇聯沒有逮捕幫派分子的法律，無法對有組織犯罪形成有效訴訟，直到1997年新的《俄羅斯聯邦刑法典》才對有組織犯罪做了完善的修訂。

喀山猖獗的犯罪現象，也引來了西方媒體的報道。

在1989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關于喀山街頭犯罪的報道中，喀山地區研究青年犯罪的警務專家Savely O. Tesis說：

“年輕人的問題，反映了當代價值觀的變化。”

同時，他還將這一問題歸咎于經濟下行、離婚率增高與戈爾巴喬夫改革后的道德淪喪。

《男孩的誓言》這個題目本身，就帶著某種犯罪的“文藝復興”味兒。

男孩的誓言是黑幫文化中常見的“攻守同盟”，這在各國有組織犯罪中都有體現，并不罕見，但在具體實踐中，蘇聯時期的喀山少年幫派，展現出了獨特的俄羅斯犯罪傳統。

男孩誓言的核心要義就是通過一些“對幫派成員不能撒謊”“不跟司法機關合作”的地下道德規則，輔以暴力威脅，以最大可能地隔絕正常世界與組織世界的聯系，以此維護組織安全。

這種誓言的存在也提高了組織成員的自豪感，給予了他們一種群體精英的感受。比如在劇中，他們管幫派分子稱為人，而那些無幫派人則是豬玀。

再比如，加入喀山幫派的男孩要經過一場殘酷的對毆入會儀式，以此證明自己的決心。

加入幫派以后，他們會被要求逃學，因為每天都有拳擊訓練和洗腦教育，因為在蘇聯街頭法則里，只有變得足夠強大才能保衛社區。

《男孩誓言》中安德烈的入會儀式是跟馬拉特對打

這些細節，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那時這里的盜匪就已形成了完善的黑幫傳統。

比如，幫派成員會有綽號、要定期向公共金庫繳納金錢、生活中要用行話、要有紋身，這些做法就是為了避免加入黑幫的人回歸正常社會。

蘇聯建立以后，大批人員被送去勞改，在公共領域，斯拉夫傳統黑幫的銷聲匿跡，但這種文化卻在勞改營里發酵，成為地下世界唯一的生存法則。

在斯大林時期，不論你是政治犯、刑事犯還是因為違反規定而被送去勞教的人，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學會在勞改營與職業罪犯相處。

在1937年到1945年左右，蘇聯政府放棄了改造囚犯的政策，轉而實施以囚治囚的政策，即是利用少部分囚犯管制另一批囚犯。

這種狀況下，職業罪犯是黑暗叢林中的統治階級。

在此其中，身份最高的就是律賊，他們基本都是重刑犯，熟知俄羅斯犯罪傳統，因而在勞改世界得到尊重，他們不用工作，主要的任務就是確保其它囚犯能夠完成工作，同時他們還可以使喚下級囚犯對其它囚犯，尤其是政治犯進行搶劫，充實生活物資，構建利益同盟。

在這個世界里，紋身是囚犯的領章，犯罪地位可以從紋身上直接解讀。年輕囚犯為了想在勞改世界獲得更高的地位，他們甚至不惜越獄再主動被抓，從而加重刑期，獲得地位。

在這套地下世界里，維護社會運行的是律賊法庭，對于背叛、違規的人，肉刑不可避免，極為血腥，這些做法，在后來的俄羅斯犯罪浪潮中得到了重新展現。礙于篇幅，按下不表，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Danzig Baldaev的系列繪本作品，里面信息極為充實。

如果不是赫魯曉夫，這套法則會在勞改世界一直運轉。

為了去斯大林化，在政治和思想上松綁，赫魯曉夫推行解凍政策，古拉格系統作為政治上的一環也被關閉，大批囚犯回歸社會。

在政府管控強有力的時刻，蘇聯黑幫沒有發展的土壤。但到了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時刻，黑幫才迎來了真正的政治機遇，開始逐步登堂入室。

反酗酒政策讓蘇聯黑幫得以通過私釀酒產業積累大量財富、本意用以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合作社法》使得黑幫得以通過合作社的形式成為合法企業（60%的合作社員工是有前科的罪犯）、大量從阿富汗歸來無所事事的士兵也成了黑幫的預備軍。

在這樣風雨飄搖的時刻，1989年8月4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加強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決議》，這是蘇聯首次承認境內存在有組織犯罪。

此時，距離蘇聯解體還剩不到3年。

《男孩的誓言》第一季已經完結，目前的劇情結束在他們第一次入獄。

可以預見到的是，這個幫派會在未來的劇情中為了搶奪資源犯下更多血案，這一點，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他們當中有人死在街頭，也有人平步青云，那些極少數的幸運兒成為國家體系的一部分，滲透、交融，合為一體。

這是蘇聯解體后的殘酷真相，也是前蘇聯民眾共同的傷痛記憶。

《男孩的誓言》展現了這一點，從而獲得了獨聯體地區廣泛的共情，甚至烏克蘭年輕人都不顧違反政府禁令也要去看盜版。

對于討厭這部片的人來說，這是一部將暴力浪漫化的劇集，而對于喜歡它并為之瘋狂的人來說，人們對于它的感受卻更顯復雜，這種感覺，或許就像曼德爾斯塔姆的那首詩的味一樣：